亚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陈琦伟先生的这篇演讲分享于十月下旬苏州的一个金融峰会上。当时用的主题就是“民企转机”。上周习总书记召开座谈会大力为民企打气赋能。所以我们特别整理并发出陈琦伟董事长的这篇演讲，与大家分享。

2018，经济转折，民企转机

——陈琦伟

首先要祝贺吴江太湖新城金融小镇的发力。长三角历来是中国经济最富庶之地，富庶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活力。今年以来，弥漫在市场上或商界的，是一种焦虑情绪。但吴江这样的实践，体现出在面对挑战时，基层和民间的活力所在。

我自己国庆前后在美国待了两个多礼拜。我带了一个企业家的代表团，在杜克大学、在华府和纽约跟美方商业金融学术界的专家进行了六场交流。回国后又参加了商界和专家们的一系列交流，很有体会感受。

我想先分享的是，2018年已注定是中国经济进程，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年份。这个不一样，就是经济的大进程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亚商从20年前开始做PE，做了18支基金，和各个地方政府合作的基金大概有8支。第一个合作的是四川的成都市政府。在19年前，政府作为LP投资，由亚商来管，运作非常好。我们这支基金直接支撑了成都技术高新开发区的快速成名和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方母基金的设立，对地方今后，对未来的产业创新和发展肯定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

在座的，企业家也好、投资人也好、经济学者也好，是否亲眼见证过中国经济的转折之年。在历史上经历转折之年的时候，当时感触不一定深，但是回过头来看，转折很重要，转折才创造真正的面向未来的新动能和事业机会。从长远眼光看，偶然性比必然性对事业和人生的成功其实重要的多得多。你每天做事情常规的朝九晚五，每个月的工作计划，年度的工作计划，都是重复如此，说难不难，但是最难的是应付偶然，应付你没有预测到的事情。

比方说，二十年前亚商在成都跟政府做PE基金支持科技产业发展，但那时候全国各地政府的主要精力不是在科技产业上，而是在土地开发和房地产上。成都市政府还是有远见，因为高校集中，科技力量也有，所以我们一合作就很成功。亚商的多个爆款企业都是那时投的，我们的投资回报率高的企业多数是在成都投出来的。那时候政府对科技和实业产业的重视远不如现在。而现在，土地财政基本上是强弩之末，所以政策转型已是必须，是真正要支持实体经济和创新经济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应付或面对转折点，要开始面对与过去二十来年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不一样的增长方式了。长三角地区与很多内地不一样，秋江水冷鸭先知，长三角还是做得领先的。这是我讲的今年的一个特点。

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从历史视野和更大的全球视野来看，我们中国经济也是面临一个转折性的、没有预料到的挑战。大家可以简单比较一下，今年年初的时候，包括两会期间，我们上上下下对经济的判断、论调、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都跟现在非常不一样了，年初或一季度前，乐观是主基调。现在回过头去看看。从年初到现在就遭遇了很多的意外，比如说中美贸易战。现在有一点看得非常清楚，可能越打越大。第一没有结束，第二还看不到什么时候结束，第三还是可能越打越大。那么这个事情就没办法小看，就要有新思维来应变。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发展几大引擎，一个是改革释放了制度红利，另外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对外开放。我一生最感恩一个人，就是邓小平。邓公，他以他一人之力改变历史进程。如果不是他，中国不会有这般改变，小到恢复高考，大到彻底否定文革，改革开放；甚至九二南巡，中国90年代以后的发展。没有邓公，中国经济走老路是正常的，比如说计划经济为主。经济运营以政府为主，辅助一点市场的色彩。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确定了对美国友好。包括1979年打越南，从那以后中美建交和出国留学，向西方跨国公司（也就是大资本家）开放等等。八十年代最早一批的留美学生现在在中国的科技、金融市场，财经管理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过去四十年，中国是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得益最大的国家。以亚商同苏州地区的交流合作为例。我们就体会到苏州、长三角地区的很多企业是以国际贸易为主，不光数量多，而且规模大，不少已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龙头地位。因此，中国是过去几十年从世界市场得益最大的，是从全球国际贸易市场得益最多的国家。再者，中国主要是从美国得益。中国是从美国市场得益最大的国家。现在有一些我认为轻则无知，重则愚蠢的说法，比如我不买你美国大豆，可以买巴西的或者是哪里的。但你知不知道？美国的大豆质量最好、数量最多，价格最便宜，供货最可靠。你买巴西的，可能相当一部分还是来自美国再加价卖给你。我的意思不是说离开美国活不下去，一样活得下去，中国人的忍耐力是全世界证明过的。哪怕回到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文革，回到饥荒年代，也不是不能活，但值得吗？是对民族负责的选择吗？是符合常识的选择吗？当然现在的80后，90后并不一定知道什么是饥荒，你们可能从懂事开始就看到一个物资丰裕的社会，看到的是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上车跑来跑去，又有高速铁路，看到的是一个很富裕很有钱很牛气的国家。其实，看看你们身边包括你们的父母的很多行为习惯，喜欢争先恐后等等，都有饥荒时代的烙印。四十年前离我们并不是太远。所以，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开放和改革才使我们脱离贫穷的。

这就很清楚了。因为事实上，中国从开放当中得益巨大，而且得益最多是从美国，中美贸易战打下去，对于中国经济肯定不利的。这也逼迫我们思考怎样做正确的事。

今年开始注重科技和实体经济成为潮流，包括总书记几次三番提到的要注重自主科技的开发，包括越来越提起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些非常好、非常正确的战略方向，都是跟外部环境变化有相当程度的关系。我的好朋友周其仁教授讲过，改革是逼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今年中国高层的政策调整，我感觉，内外环境的倒逼，起了很大作用。中国还是要坚定不移的走邓公开创的改革开放之路。这个调整对中国的未来影响巨大，如果真调整到位，落实到位了，就是中国之福。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看到现在的转折之年，我们还值得重视第三个因素，就是除了制度性改革，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系，对外开放以外，还有第三个因素就是民营企业，企业家精神的出现。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包括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告，并没有一个词是提到支持民营企业，没有一个字提到要支持、鼓励企业家精神。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民营企业家，我看评选改革四十年，百位企业家把年广久评选进去了，“炒瓜子”进入到中国政协常委。一个人雇十几个人帮他炒瓜子，在当时的高层居然引起了巨大争议，这种争议讲给今天的年轻人听都觉得不可思议，那就是：马克思说过雇工超过八个就是资本主义了，因为产生剩余价值了，而用暴力革命把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夺回到人民大众手中，是革命的道德依据。于是，高层的左派振振有词，年广久的案例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案例，那按照革命年代的规矩，判刑是至少的，砍头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他逆了天条了。但是，邓公的智慧才是真正体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精髓。该缓就缓，该妥协就妥协，基本原则不变。当时年广久的事他就说了，你先放放让他试试。这一试，就试出了解决今天中国大部分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民营企业阶层，功德无量啊。现在大家都清楚的事实是，民营企业已经对GDP增长，对就业和税收增长的贡献，超过国有企业，超过半壁江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任何论调，行为，去怀疑，甚至否定民营企业的主流经济作用，去给民营企业添乱，都是既不明智，又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可以这么说，中国面向未来的经济要再现辉煌，只有取决于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事业大成功，而不可能是任何其他原因。

2018年也开始进入收官阶段了。再往后的发展，当下的一些刺激政策能管得了一时，长久的发展、内力，只有靠企业家精神和能力的焕发，靠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靠政府审时度势的制度创新，才会为新的年份打开新局面，使得中国经济将来才会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去站立在世界的舞台上，而不是建在沙滩上的大厦。所以今年转折之年，特殊之年，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在这样一个年份，上上下下都出现真正的制度创新和实干，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谢谢大家！